易动市县决策网报道　

6月初的一天晚上8点左右，刘辰正在学校宿舍刷短视频，手机突然出现邮件弹窗，是拟入职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斯顿）发来的，临近毕业，他原以为是入职提醒，没想到竟是解约通知。

刘辰是南京某双一流院校自动化专业2024届本科毕业生。2024年1月他与埃斯顿签订了《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秋招时，他曾手握二十多个offer（工作要约），经过权衡取舍，最终才与这家公司签了约。

这封措辞客气的解约邮件写道：公司会支付违约金5000元，会开具解约证明。

刘辰愣了半分钟，心里发慌，赶紧给父亲打电话。比起无措、迷茫，留在他心底更多的是对企业的不忿：在这个时间节点解约，他已经错失了择业黄金期，甚至很可能在后续择业时失去应届生身份。

2024年毕业季，与刘辰处境类似的大学生并非少数。据南方周末记者观察，自4月以来，多有被公司批量解约的应届毕业生，“特斯拉毁约”上了热搜，这一毕业现象开始破圈，受到关切。

比较意外的是，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50家涉及毁约的企业，大部分做出解约决定的公司，却是行业发展势头较好的。

“社会第一课”

作为家中老幺、父母老来得子的刘辰，自小备受家人疼爱，除了高考复读，几乎没遇到什么挫折。他没想到会在毕业时突然面临就业压力，更没想到会在校园里上“社会第一课”。

收到解约通知后，刘辰去找埃斯顿的招聘工作人员询问原因，但那个此前曾说是老乡的人力姐姐始终未做回应。偶尔他会自责，觉得选择时没有听从父母的嘱咐，怪自己签三方协议之后没有及时到企业实习……直到刘辰在小红书上公开毁约经历后，才发现很多人自称被埃斯顿毁约了，其中包括已经去实习的。

最近刘辰一直忙于到处投简历，甚至联系了此前拒绝过的企业。但时间已经到了6月，除了零散的补录机会，大部分企业都已招满，所剩的工作机会寥寥。

李萌也是“被毁约大军”的一员。与刘辰不同的是，她是河南某211高校计算机专业的2023届本科生，二次考研铩羽后才开始找工作，整个春招可供她选择的机会并不多。反复对比到手的offer后，李萌认为银行有更好的待遇和晋升渠道，最终定了一家全国性银行深圳分行。

6月5日，李萌接到了解约电话，理由是她有挂科记录，不符合要求。李萌觉得，这只是借口，在拿到offer之前，她投简历时就已附上在校考试成绩单。

父母和老师都支持李萌去打官司。她也给深圳政府热线12345反映，但企业至今未做积极回应。

企业临时毁约还会影响毕业生的落户。陈露是北京一所985高校材料学的2024届硕士毕业生，2023年秋招，她与一家央企的二级单位签了三方协议。除了薪资待遇较好，这家单位还提供北京户口和集体宿舍。

解约不期而至，6月12日，陈露收到通知，对方表示由于该集团管理层发生变化，此前规划的户口和招聘岗位指标均未获批。“三方协议没有约定毁约赔付，这家单位最后给了2000块钱算补偿。”

陈露很难接受，这意味着可能影响她在北京落户。一般而言，除了考公务员或事业编，企业单位的户口指标只面向当年的毕业生，过了这一年，即便享有应届生待遇也很难再获得户口。

被毁约后，陈露睡眠质量变得很差，经常睡得晚起得早，稍有动静就被惊醒。考虑到未来就业大概率还是同类单位，她不敢公开吐槽，除了在小红书上自荐应聘，她还向老师反映、到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求助，不过这些方式作用很有限。

2024年3月，一名学生在招聘会现场。

多在高新技术产业

各个社交平台成了毕业生吐槽毁约的聚集地。南方周末记者随机选取了50个反映不同企业毁约的帖子进行梳理。结果发现，违约企业中，超八成属于科技密集型产业。受访的6名应届生中，半数违约企业属于这一领域。

具体来看，其中超30%是以汽车产业为主的新能源智造业，25%左右的企业与软件、通信相关，其余还包括生物科技、电器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行业近年来均呈蓬勃发展的态势。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3年全国累计销售新能源车775万辆，同比增长36%。2024 年1-5月，全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389.5万辆，同比增加32.5%。“今年前5个月的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是开门红走势。”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说。

部分企业之所以毁约，与行业内竞争有关。“行业内卷很厉害，各家都在想办法降本增效，对于招聘，能不招的就不招了。”华东地区一家车企中层管理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国乘联会数据亦显示，2024年1-5月，有近60款电动车降价。

另外，近年来较快的技术更迭，也给应用型人才的就业带来挑战。崔东树分析，相较于普通新能源车型，智能网联汽车的竞争尤为激烈，企业为了紧跟市场变化，需要不断调整技术路线和研发方向，这也会带来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培养适用新技术的人，不如马上更换一批更对口的人，这样效率更高。”

软件通信类企业亦有颇佳的发展行情。其毁约毕业生较多的原因，与这一领域汇聚较多外包企业有关。软件外包是指客户将软件项目中的部分工作转交给外包服务商进行代理开发。

“部分外包企业涉及的技术类型比较基础，所以更倾向于招大专生或者本科生，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用人成本。不少属于人随单走的情况，由于项目流失导致的裁员并不少见。”东北一家软件信息企业的人力资源人员说。

此外，受访的行业人士均提到，在前述领域，大部分应届生的业务实操能力与产业需求存在较大脱节，这也会导致毁约的发生。

“在高新技术领域，国内高校培养的学生动手能力比较差，我们一般都谨慎招聘，因为一旦招进来，至少一年的培养期才能上手，毕业生被毁约也可能跟自身能力不足有关。”高新技术企业润申标准化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丁陈称。

保底心态，互相误伤

由于校园招聘的特殊性，客观上难以避免存在招录人数误差。梁宇是杭州一家民营企业人事主管，他介绍，对于社会招聘，企业往往是根据实际岗位的缺口，而校园招聘大多是人才储备，并非总是刚需。

“每年校招，各个业务部门会顶格报需求，但从秋招到来年6月，中间隔了大半年，这中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市场环境、企业效益，甚至具体部门的存续都很难说，客观上确实很难精准量化用人缺口。”梁宇说。

至于为何不选择晚招晚录，梁宇表示：“并非每次用人单位有需求都能立即招到合适人才，秋招是为了把优秀人才揽入公司，到来年五六月，学生临近毕业，企业也不能再拖了，会根据此时的实际需求再定岗定人。”

在具体的招聘过程中，招投双方都会有保底心态，这会导致“误伤”。早在2023年8月，刘辰就开始海投简历，马不停蹄参加企业线下招聘，狂刷各类招聘软件。他前前后后投了上百家，最终手握二十多个offer。“先拿到工作机会再去看哪些比较适合自己，这样更稳妥。”

通过对二十多家企业在薪资、环境、社群口碑、就业位置、工作节奏等多维度的比较，刘辰最终选定了三四家性价比较高的企业。“我先签了一个保底的企业，其他看对方的时间能拖就拖，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也可以随时更换。”

受访的应届生均采取了跟刘辰相似的策略，区别在于offer的数量。他们对给企业“放鸽子”并没有情感障碍，觉得这是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掌握主动权的理性决策。

而企业在招聘时，也有保底心态，差额录取、优中选优，掌握主动性也成为企业招聘的惯用策略。李萌了解到，她应聘的银行岗位只招4人，而那天参加终面的有几十人，最终有十多人拿到offer或者被口头通知录用。

“不是说你给了offer或者签了三方协议，这个人就一定会来，他们也会随时毁约，为了减少这种被动性，企业会多招几个，挑各方面比较好的留下，这样客观上会导致一些毕业生比较被动。”梁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数年前，部分企业为了制约应届生的“任性违约”，在三方协议中约定天价赔偿金，当时曾引发热议。2019年，在教育部推动下，三方协议中的违约金普遍约定上限5000元。如今，当人才市场供大于求，几千元的违约金客观上降低了企业的违约成本。

“对用人单位来说，解聘老员工或者社招员工的成本，远远高于应届生。企业违约只要赔点钱，几乎没有其他成本，大部分学生面临这种情况都会急于找下家，也不会过分纠缠。”梁宇说。

除了难以避免的误差，部分企业的校招也有作秀的成分。梁宇介绍，市场会对每年稳定校招的企业持乐观情绪，认为这类企业经营稳健，效益良好。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持续稳定，部分企业会借助虚假校招释放利好信号。“比如说今年不需要校招，或者岗位很少，但在一开始的校招时还是会批量招人，最后再用各种方式把人辞掉。”

广东财经大学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评价与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陈小平表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部分企业过于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往往过分关注企业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员工利益，用人“工具化”，这本质上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2023年底，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招聘现场。招录过程是两方博弈的经过。

被毁约，并非全是坏事

收到解约邮件的那天晚上，刘辰就分别给辅导员和班主任发了短信。“老师们就是安慰，劝我赶紧看新的工作机会。”

辅导员向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反映了刘辰的遭遇。南方周末记者以刘辰亲友名义问询相关情况时，该校就业指导中心一名黄姓老师表示，学校获悉后，第一时间向埃斯顿问询了具体原因，但企业始终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性质恶劣，为此，校方已经把埃斯顿暂时拉入了校招企业的黑名单。

陈露学校的就业指导老师表示，近年来时有学生被毁约的情况发生。一般情况下，学校会代表学生向相关企业问询具体原因，但很难核实是否为恶意毁约。如果是信任基础较好的企业，学校会尽量协商调岗等方式保障学生就业。不过，他们更多的是协助学生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学校作为三方协议的一方，其实可大有作为。北京京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专职劳动法相关案件律师杨德伟表示，除了在毁约时代表学生与相关企业交涉，在三方协议的相关条款上，校方亦可以居中斡旋，以保护学生合法利益。

具体条款约定上，一般情况下可设置“双轨”违约赔偿金，对于应届生违约的，原则上不超过此前教育部规定的5000元，而对于企业违约的，应该提升赔付金额，比如是毕业生违约成本的二倍或者三倍。

对带有落户指标的毁约情况，这需要特事特办。例如，在签三方协议时就签劳动合同，约定合同生效日期为毕业后，或者参照此前带户口就业的违约补偿，让企业给与相应金额的赔付。

不过，杨德伟也提醒，不宜对企业设置过高的违约门槛。“保护学生权益的同时也应当保护企业招聘积极性，如果违约成本跟社招一样高，对企业来说不如社招，后者的投入产出还更高。”

“为了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对于技术密集型、实操性较强的专业，高校可以每隔两三年就更新培养方案，确保培养的人才是市场需要的，而非脱节的。另外在招聘季，校方除了对企业做好背景调查，也应该有一些相关风险提示，提醒学生多做准备。”陈小平说。

被毁约并不是绝对的坏消息。梁宇提醒，对于应届生来说，毕业前被违约并不是最糟的结果，因为这样的企业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比起试用期被解聘，失去应届生身份、被贴上“能力不行”的标签，被毁约还有很多余地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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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上海车企特斯拉因集中解约应届生引发广泛关注。随后包括吉利、蔚来等多家知名新能源车企隔空喊话，表示可以为这批被解约应届生安排优先面试。

“特斯拉是知名企业，用人的门槛也很高，被这类企业选中也是对应届生综合能力的认可，其他的公司之所以抢这批人是为了节约筛选人才的成本，减少决策链路。”梁宇认为，对毕业生后续找工作来说，大部分企业能以平常心对待被解约的学生。

刘辰在后续找工作时会主动提及被违约的经历。“因为这是事实，我这么说是为了‘自证清白’，说明不是我的问题才在这个时间点找工作。”刘辰发现，同类型企业大多知晓埃斯顿违约，并未因此区别对待他。

至6月底，受访的应届生中，刘辰已经拿到了一家国企的offer，李萌还在深圳看新的工作机会，陈露在不停地参加新面试的同时，也做好了申请博士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