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动市县决策网报道　

司马懿父子在高平陵之变中夺取了曹魏政权，进而为后世子孙取代曹魏建立西晋，打下了基础。

可司马懿父子夺权之时的所作所为极其残暴冷酷，而这些道德污点以及晋武帝司马炎在选择太子时，拘泥于嫡长名分，使得西晋王朝无法像其他王朝那样，打造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西晋统一全国）

历史是一个轮回，谁也没有饶过谁。

八王之乱在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就将西晋王朝内部的矛盾推向了极端，胡族趁机南下中原，甚至俘虏了晋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

建立不到半个世纪的西晋不得不南移江南，在琅琊王氏和江南四大士族的支持下，得以稳固政权，史称东晋。

（永嘉之乱）

胡人入主中原，中原汉人跟随西晋政权迁移，这也被史家认为是“第一次衣冠南渡”。

一、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

永嘉之乱是西晋八王之乱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如果不是西晋宗王相互倾轧、自相残杀，这些胡族是不会南下中原，进而导致西晋在永嘉年间土崩瓦解的。

这场动乱开启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北方的胡族推翻了晋王朝在北方的统治，他们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

而五胡乱华，应当从匈奴人刘渊的造反开始说起。

（刘渊）

西晋初年，内迁中原文化区的胡族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日趋卑下，胡族上层贵族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因而无法保护自己的下层民众，以至于大量部民沦为贱民。

正好他们蛰伏已久的时机来了。自晋惠帝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八王之乱，打破了晋王朝稳定的政治局面。胡族趁机作乱，援引诸王相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收兵买马，军队愈发膨胀。

西晋永兴元年，即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谎称要回到并州，为成都王司马颖召集部众，其实他本意是摆脱成都王对他的控制。

不久之后，刘渊率先掀起了“反晋”的战争，打出了“宗汉立国”的旗号，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

（五胡乱华）

不幸的是，此时的西晋王朝社稷将倾，无力应付与胡族的这场战争。

晋怀帝永嘉五年，刘渊之子刘聪攻陷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在帝都大兴杀虐，王公将相无一幸免。

在中原陆续建立政权的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为了自己的贪欲又进行了民族仇杀，使得黄河流域的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不堪。

新继任的晋愍帝在晋怀帝死后的第五年，也被刘渊从子刘曜所杀，这象征着西晋王朝彻底灭亡。

（晋愍帝）

幸存的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南渡，在王导的支持下扩充实力、巩固政权，又拉拢了江都四大士族，由此定都建康建立了东晋。

随着东晋政权的日益稳固，大量中原汉族臣民为了躲避战祸遂向四方迁徙，其中向江南地区流徒的人数最多。来到江南地区的流民数量，占据原来黄河流域人口的十分之六七。

但是南迁之路也是困难重重，迁徙之人随时面临着被阻断道路的危险。

据《晋书邓攸传》所载：“以牛马负妻子而逃。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

邓攸被石勒所俘，后来跟随石勒过泗水时，为了保全侄子又不得不舍弃自己的儿子，由此可见迁徙者路途之艰辛。

这是中国古代史中，中原汉人第一次的大规模南迁活动，南迁到南方的汉人保留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和服饰，而部分得到少数民族庇护的汉人则出现了短暂的胡化趋势。

两晋五胡十六国期间，前前后后南渡的大约有百万余人。

在这批南迁徙民中，世家大族的比例相对过高，毕竟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很高，能平安抵达江南的可能性比普通老百姓要高得多。

（衣冠南渡）

“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

离开被战火侵蚀的北方的世家大族，数不胜数。同时，此次衣冠南渡伴随着的是中国的文化重心开始向江南转移。

二、为何叫做衣冠南渡

所谓衣冠，衣指的是士大夫所穿的首服、身服、戎装，冠则是头冠、平上帻、武弁等等。

衣冠制度本身就是中华礼制中重要的一环，历代统治者都把服章制度视作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衣冠南渡也与汉族文化和王朝法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衣冠不仅指的是中原汉人的服饰，也是中原文明的代称。

其中，在政权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世家大族，是最能代表中原文化的一个群体。他们社会地位非常高，只有士大夫才可以着礼冠、穿长袍。

士大夫所代表的是中原文明，他们是中原文明的传承载体。

司马光曾经在《训俭示康》中有这么一句话：“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虽然此文提倡节俭，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看出来古代各个阶层穿什么、用什么都有着一套严格的规定。

能被称为“衣冠”，身着“衣冠”的，唯有士大夫群体。

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只能穿短褐，他们是没有资格穿长袍的。所以，日常的衣冠被视作维护秩序和等级的工具。

在永嘉之乱中，势力庞大的世家大族跟随晋室南渡，将中原文化带到了江南。

东晋势力微弱，需要世家大族的家兵一面对抗南下的胡族，一面维持自己的政权。所以东晋司马氏在王朝初立之时，就不得不拱手让权给世家大族。

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龙亢桓氏、以及颍川庾氏先后掌权，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门阀政治局面。

不只是四大门阀世家，东晋中下层官职也被南渡的大大小小士族所垄断，整个东晋司马氏都是没有实权的。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把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南迁叫做“衣冠南渡”了，士族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衣冠南渡”中的“衣冠”也象征着王朝存在的合法性。

李白药在《北齐书》中这样写道：“江东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

衣冠在儒家礼治传统中，往往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它是儒家“生活政治”得以实现的重要载体。

董仲舒在他所写的《春秋繁露》中用阴阳五行来论证过王朝的合法性，各个王朝的德行各有其特殊的颜色，必须要建立一套符合这个颜色的服章制度，这样才是王朝正朔。

晋室南渡江南，“衣冠南渡”使得汉魏以来的服饰，在极大程度上得以保存下来。故而时人认为东晋继承了华夏正统，这种“正朔相承”的衣冠制度也同样沿袭到了南朝。

这便是“衣冠南渡”的意义所在。

（董仲舒）

三、衣冠南渡与东晋士人的家国情怀

大批胡人进入中原，光是魏晋二百余年间，内迁抵达中原的胡人就达到870万之多。

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是草原游牧民族，他们与中原农耕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使得胡族与汉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隔阂与冲突。

少数民族在北方掀起的“胡化”，让南迁到建康的士大夫们痛心疾首，许多人逐渐意识到继承了王朝法统的东晋，肩负了克定中原、恢复故土的使命。

闻鸡起舞的祖逖，领导了东晋最早的北伐活动，这场战争早在西晋尚且没有灭亡时就已经开始了。

（祖逖北伐）

祖逖北伐的最高成果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虽然北伐最后失败了，但这场战争也为东晋王朝建立起了一道防止胡族南下的屏障。

北伐有一雪国耻和归还旧都这两个概念，同时这也是顺应南迁士族的政治行动，具有非常浓厚的返乡情结。

光复洛阳，将南迁的“衣冠”重新带回到中原故土，这已经成为了东晋王朝政权得以收拢人心、巩固统治的任务之一。

抛开现实因素，许多南渡的世家大族也对北伐光复中原抱着极大的憧憬。

《晋书王导传》中写道：“导知天下己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

王导是东晋得以建立的大功臣，他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朋友。所谓的“兴复之志”并非王导一个人的想法，这也是司马睿的想法。

想要成为天下之主、证明王朝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要打出“北伐”的旗号。

然而东晋是很难战胜北方胡族的，真正的北伐行动从现实上来看条件不允许，从政治角度上来看没必要。

纵观东晋一朝，北伐沦为了一个证明法统正当性的一个工具般的存在。

文人志士们报国无门、返乡无望，最终或是只能将“衣冠奉还、驱逐胡族”的爱国情怀寄托在山水丛林之间，或是罢官归隐、纵身于玄学清谈之中，不再过问世事。

虽然“衣冠南渡”，但是进入中原的胡族不久之后也开始逐渐接受中原汉族文化。

北魏孝文帝就是一个典型的胡族主动汉化的例子，这次改革之后，鲜卑族汉化程度不断加深。

就“衣冠”而言，曾经长江以北都是左衽剃头的蛮夷之人，在孝文帝改革之后，陈庆之不得不感慨“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民族大融合正在如火如荼地开着下去，而汉族衣冠也慢慢同化了蛮族，最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